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经历了三轮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加剧了疫情和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带来私人和公共部门对供给稳定的反思。

微观层面企业更加重视供应链的稳定，宏观上各国政府强调产业链的韧性，不仅从效率也从安全的角度看待产业的竞争力。

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扮演着关键角色，现在也遇到新挑战，高质量发展要求兼顾产业链的效率和安全。

逆全球化的驱动力从经济层面扩张到非经济因素

过去40年，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在政策层面体现为全球范围内促进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带来商品和服务贸易，跨境资本、技术和信息流动大幅扩张。伴随着技术进步降低运输和信息沟通成本，专业化分工日益细化，全球产业链成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繁荣的重要载体。

但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到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逆全球化的驱动力从经济层面扩张到非经济因素。虽然新冠疫情短期对供应链的冲击很大，但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地缘政治再次成为影响全球资源配置的更深远的因素，降低产业链作为地缘政治竞争工具的风险，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要求。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往往押着相同的韵脚前行。今天的逆全球化背后也有大流行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促进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学把国家安全看成远离市场分析的另一门学科，但现在发生变化，经济学需要重新认识要素禀赋、经济一体化、地缘政治的相互作用。

过去30年，中美两大经济体在全球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在发明和创新方面有优势，引领了一些关键技术的发展，中国在生产和市场规模方面有优势，通过快速提升商业化应用的规模降低成本，增加了全球的供给能力，全球消费者都受益。中国通过参与国际竞争、产业链上下游学习缩短了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同时中国市场带来的利润支持了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帮助其维持领先地位。其他国家也在参与产业链分工中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一些小型经济体聚焦少数领域，成为全球此类产品的重要生产者。

但现在，这一模式遇到了挑战，地缘政治对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与竞争的影响显著增加。美国政府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基于行政力的产业政策，中国在科技硬件尤其半导体方面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增加。

各国产业政策回归对全球产业链产生重大影响

过去两年，应对新冠疫情使得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影响力大幅增加，加上地缘政治和保护主义动能上升，各国政府针对一些产业的特殊政策增加，产业政策回归已经成为共识，必将对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在新的形势下，怎么看产业政策的作用？有三个维度值得关注。首先是保护主义，目的是促进国内的就业和收入，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全球化导致制造业等收入较高行业的就业下降，以前的思维是通过社会政策比如提升教育培训和社会保障来应对，现在重视针对个体行业的政策来改变竞争格局。其次是针对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的政策，两个突出的方面是促进科技创新的政府投入和扶持措施，以及促进碳减排和绿色转型的政策。第三是地缘政治竞争，其中科技竞争是关键。这三个维度相互交织，比如地缘政治容易和保护主义交织在一起，产业政策带有鲜明的对外特征，和国际贸易与投资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就科技创新相关的政策而言，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近期有三个特征值得关注。第一，政府深度参与，增加研发经费，同时对一些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提供补贴。第二，各国在探索不同的研发和创新支持经费模式，往往把产业政策和促进私人企业承担风险的激励结合起来。第三，政府采取措施试图使自己的国家从创新和技术进步获得更多的收益，包括限制高科技出口以及鼓励本国生产。显然，美国的产业政策在从上游的研发投入向针对中下游具体产业的方向延伸。

越来越多的迹象也显示各国的产业政策在向全方位、系统性的方向发展。其中，主要经济体已经设定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明确时间表，纠正碳排放这样全球性的外部性既要求科技创新也涉及传统产业的转型，可能是未来几十年最大的产业政策。

借助本土大规模需求市场，大国可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占有优势

逆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上升，也增加了各国利用国际市场的摩擦，各国更需依托自身市场形成的初始规模来参与国际竞争。

借助本土的大规模需求市场，大国可以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并通过服务全球市场扩大原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大国产业链的前后向关联更强，能够在更多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逆全球化时代，和小型经济体比较，大国影响全球产业链和经济格局的能力可能反而是增加的。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总量世界第一，劳动力规模相当于印度、美国、印尼这三个人口大国的总和，具备发挥规模优势的潜力，这也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对中国而言，逆全球化下促进市场竞争需要减少内部市场“碎片化”，应对转向不可贸易部门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内部市场方面，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升消费需求，打造国内消费大市场。不可贸易部门方面，要避免土地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收入分化的扩大。数字经济发展则需要平衡规模经济和反垄断、隐私保护以及跨国数字治理合作等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本篇为中新财经联合中金公司推出“大国强链”系列专栏文章之一。

本文作者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文章在2022年12月9日刊载于《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