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政府目标，我国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上升至45%，这意味着未来五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增加约1.5个百分点。今天，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做客“首席观点”，对于这一趋势，她分析认为：过去户籍人口城市化显著落后于常住人口城市化的状态会有明显改变，中国户籍人口城市化的加快发展，将对宏观经济产生深远而重大影响，有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对大消费行业、房地产、建筑等诸多行业的发展带来正面影响。

户籍人口城市化的主体是农民变市民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新一轮城市化的特点是什么？

梁红：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十三五”期间将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主要方向是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到2020年的45%。我们估计，2015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约为37.5%。这意味着，未来五年户籍人口的城市化速度将大幅加快，每年提升1.5个百分点，远远快于“十二五”和“十一五”年均分别增长0.7和0.4个百分点的水平。我们预计2016~2020年市民人口年均增长2,300万左右，是过去十年年均增长人数两倍多，2016~2020年市民人口增速4.1%，较过去十年增速2.3%提高1.8个百分点。这将改变过去户籍人口城市化显著落后于常住人口城市化的状态。当前二者差距接近20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中，约有2.3亿仍未获得城市户口的进城农民，包括1.6亿外出农民工和他们的随迁家庭成员。通过户籍、土地、社保以及财税体制等供给端改革，大量进城的农民将成为真正的市民，融入城市生活方式，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记者：这对居民的消费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

梁红：首先，户籍人口城市化加速带来收入增长。按照统计局对城乡家庭的收入调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2.7倍（2015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农业和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解释，但城乡居民收入中和劳动生产率无关的部分差距更大，财产净收入差距高达12.7倍。增加农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不仅增加转移性收入，也有助于进城农民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长。

其次，农民变成市民后，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社保医疗教育等福利待遇，降低其预防性储蓄动机，提高其消费率。我们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47%下降至35.9%，除了有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居民储蓄率的上升。这段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下降约6.6个百分点，而居民储蓄率上升10.7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估算，居民消费率下降有三分之一是受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影响，另外三分之二由储蓄上升所导致。因此，考虑到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的情况，降低居民储蓄率将有利于消费的增长。

最后，促进收入分配改善也有利于消费率上升。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属于低收入群体，农民工工资和转移性收入的相对增长有助于总体收入分配改善。由于居民消费倾向和收入具有反向关系，提高低收入的农民工的收入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高总体消费率。

通过提升消费率促进经济转型

记者：户籍城市化加速，无疑将与其他因素一起推升中国的消费率水平，这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将具有何种意义？

梁红：过去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贡献大，而消费贡献在2010年前持续下降，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体制和政策因素导致投资过度，其效率就会降低，不仅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实现中国经济平衡增长的一个关键是消费能否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稳定因素，实现从“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向“中国消费”的转型。2010年消费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的49.1%，其中居民消费率降到35.9%。近几年消费率有一些改善的迹象，2014年总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回升至51.4%和37.9%。

我们预计，2020年居民消费率比2014年提高3个百分点，达到40.9%。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消费性支出（特别是科教文卫等公共支出）会有所增加，即政府消费率要上升，预计政府消费率将总共提升3个百分点，即由2014年的13.5%上升至16.5%。如果把居民和政府消费规模相加，可以得出2020年我国的消费市场总额将从2014年的33万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60万亿元，扩容27万亿元，对应年平均增长率为10.5%，比总体经济名义增速高约2个百分点，大消费行业的总体增速将超过非消费行业。另外，人均GDP在2020年预计达到1万美元，消费升级也是“十三五”期间的主旋律，医疗、教育、旅游、高端消费的潜力更大。

2013年中国消费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国，目前消费总量仅次于美国。但中国消费增量已经和美国相当，成为全球消费增长的重要来源。我们预计中国进口的消费结构将发生变化。中国进口以中间产品为主，过去十年多铁矿石等原材料进口大幅增长，但是最近几年进口消费品比重开始上升，汽车和计算机等混合用途（既用于消费，也用于投资）最终产品的比重也明显上升。此外，除货物进口之外，旅游等消费类服务进口也快速增长。消费率上升，可以提高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根据宏观恒等式，“消费率+投资率+顺差率=1”。消费率上升，进口更多商品和服务，将缩小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中国成为消费大国将改变此前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全球产业链条，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平衡。消费率的上升，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具备大国经济的特征，提高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

推动大消费行业的发展

记者：从您对宏观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户籍人口城市化加速将促进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型。那么，微观层面上又将产生何种影响？

梁红：微观来看，农民变市民（2015年农村人均消费9,223元，城镇人均消费21,392元），收入和消费增长会带来中国消费第二波，促进所有消费行业的增长。市民化对消费结构有两重影响。一是市民化带来收入增长，会影响消费行为。由于不同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同，收入增长相对增加“奢侈品”消费需求，“必需品”消费份额下降。二是生活习惯和消费行为的转变。农民工进城后如果不能获得城市市民待遇，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消费行为和城市居民会有很大差距，市民化的过程是给予他们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让他们变成真正的市民，也是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的过程。市民化更多带动城乡消费差别大和收入弹性高的消费品的需求，有利于文教娱乐（钢琴、乐器、健身器材、摄像机、组合音响、计算机）、交通运输（汽车）、家庭设备（空调、微波炉、洗碗机、消毒碗柜）、衣着、保险服务等消费行业增长。

例如零售行业，伴随城市化推进，零售行业将整体受益。一是城乡总消费支出增长。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其收入水平有望同比提升，在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下，转移人口的整体购买力也将得到释放。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农村居民的2.3倍。如果2020年城镇户籍人口比重提升至45%，将至少拉动城乡总消费支出7.4个百分点。二是零售企业销售额将因此受益。目前零售企业门店主要集中在我国城镇地区，伴随农村居民向城镇迁移，以及零售企业不断提高的产品档次与购物体验，将吸引更多消费增量。

再如电子商务行业，城市化加速将帮助电子商务企业开拓更广泛的市场。2014年中，城镇网民网络购物的用户规模年增速已经放缓至17%，然而农村网民的增速仍处于41%。网络购物在农村地区的用户渗透率仅为43.2%，远低于城市用户的60.4%。高基数人口相对低的渗透率将成为电子商务未来的增长空间，但目前农村人口零售消费总额仅占城市人口的16%左右。加速城镇化率人口向城镇迁徙的过程中，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将促进消费升级趋势的下沉；考虑到城镇化率每增高10个百分点，将有约1.4亿人口进入城市，保守估计线上零售占比仍维持12%的水平，则每年将新增约5~6千亿线上零售额（不包括线上服务业的GMV）。综合性电商下沉带动长尾服务的发展，此外我们也看好本身渗透率仍然偏低的子行业例如休闲游（渗透率<10%）以及在线教育等。

医疗行业也是如此。如果未来五年市民人口年均增长2,300万左右，那么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的人口将会增多1个亿，而新农合医保覆盖的人口将减少1个亿。目前城镇职工医保人均年支出在2,200元，城镇居民医保支出为人均350元，新农合人均医保支出为人均370元，与城镇居民医保支出相当。城镇化对医保支出带来最大的影响是新增城镇职工医保的人口，这部分人口须在城市中有稳定的职业与户口。我们假设每年新增的2,300万人口里面有70%，即1,600万人享受城镇职工医保，那么医保每年新增支出为296亿，而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医保的总支出为9,700亿，平均增量大概每年接近3%。

拉动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需求

记者：农民市民化之后，开始考虑在城市置业生活，其更加长期化的消费行为是否有利于增加房地利需求？

梁红：是的。我们预测，假设新增城镇户籍人口人均住房面积需求22.5平方米（为现有城镇户籍人均住房面积的60%），新增常住非城镇户籍人口人均住房面积需求16平方米（与现有常住非城镇户籍人均水平持平），在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以及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提升至45%的目标下，保守估计未来五年每年由此带来的住房需求为4亿平方米，占到年总需求量的36%。除了住宅地产之外，新型城市化还会为商业地产提供大量需求，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在推动经济从投资拉动向内需拉动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外，未来非传统房地产的增长也会上升，包括办公产业、旅游度假、养生养老类的非传统房地产都将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记者：户籍人口城市化还有可能带来哪些新型基建投资机会？

梁红：户籍人口城市化加速，会带来了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需求。《国家新型城市化规划（2014-2020年）》曾对新型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包括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的比例、城镇公共供水普及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城市家庭宽带接入能力以及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的覆盖率等六大方面的量化发展指标。此外不同类型的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方向也有所不同：中心城市重在加强与周边城镇基础设施连接和公共服务的共享，增强辐射带动功能；中小城市重在加强市政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引导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布局、优质教育和医疗机构设立分支机构；而针对小城镇，则要根据新型城市化规划中所提出的发展方向有重点地发展。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型城市化过程中的基建投资机会主要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一是围绕城市群建设的投资。主要在于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既要在城市群之间完善交通运输网络，也要在城市群内部构建大的城市，搭建有效衔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多层次快速交通运输网络。二是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带来的投资需求，包括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三是资源与人口之间的纽带投资，包括能源、供水等领域。城市化进程过程中的服务设施建设类投资需求，包括通信、文化娱乐等。（END）

本文受访者为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文章在2016年4月25日刊载于《金融时报》。